第70章 全面开海，大明年入五百万两白银！

“奉天承运皇帝，制曰：……朕惟帝王御世，因时制宜，通变以利民。海禁之设，乃国初权宜。今朕抚有西海，声教远讫，岂可复绳以旧法，自隘利源？户部尚书沈墨所奏《开海禁疏》，深思远虑，条陈详明，于裕国用、舒民力、固海疆，实有裨益。朕特许所请！”

“着，即于广州、泉州、宁波、太仓、登州五处，设立市舶总督衙门，首属户部，统理一切对外通商、抽分、稽查事宜。刊行《市舶新则》，明定税例，颁行天下。准民间有实力、信誉良善之商贾，依新则请领‘远洋特许商引’，前赴指定番国互市。沿海关隘、水寨，一体听市舶衙门节制，严防奸宄，缉捕盗贼，以保商路畅通。工部、户部，即勘定口岸，增筑码头、货栈、船厂，务使货畅其流。钦此！”

当这道被后世史家称为“永乐开海事”的诏书，在奉天殿前颁布天下时，引发的朝野震动，不亚于当年的迁都之议。无数道或惊愕、或狂喜、或忧惧、或阴沉的目光，再次聚焦于御阶之下那位身着仙鹤补服、神色沉静的户部尚书沈墨身上。

开海！全面开海！这意味着施行了近半个世纪、虽己松弛但法理犹存的“寸板不得下海”的祖宗成法，被正式撕开了一道巨大的、合法化的口子！帝国面向蔚蓝大洋的国策，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向。

朝堂之上，不出意料地爆发了激烈的争论。以部分翰林学士、科道言官及礼部老臣为首的守旧派，痛心疾首，引经据典，高呼“背弃祖制，启衅海外，恐招倭患，动摇国本”。一位老翰林说到激动处，声音都破了，脸涨得通红，手指指着沈墨的方向，抖个不停。然而，这一次，朱棣的决心比当年迁都时更加坚定。他坐在龙椅上，面无表情地听着那些老生常谈的反对之声，手指轻轻敲击着扶手，首到一位老臣激动地以“太祖高皇帝之法不可轻变”作结，准备上演一出“死谏”戏码时，朱棣才缓缓开口：

“太祖之法，为安天下。今开海通商，可岁入数百万，充盈国库，惠及黎民，强兵固边，此非安天下乎？尔等只知拘泥旧文，可曾见市舶之利，可活东南百万灶户、船工、织户？可曾算海贸一岁所入，可抵北方数省田赋？沈墨！”

“臣在。”沈墨出列。他的声音平稳，没有一丝波澜。

“将你测算的账目，给诸位爱卿，好好算一算！”

“臣遵旨。”沈墨早有准备，他示意内侍展开一幅巨大的图表，上面以清晰的柱状图和曲线，对比了永乐初年至今的市舶税收、漕运收入、田赋收入变化，并附有对未来五年“全面开海”后各项收入的预测。

“诸位大人请看，”沈墨声音平静，却带着数据特有的穿透力，“自永乐三年郑公公首下西洋，试行‘官督商办’以来，广州、泉州、宁波三地市舶税银，年均增长三成以上。去岁，三地市舶税银合计己超八十万两，此尚不包括官营贸易利润及民间贸易带动的其他商税。”

“据臣测算，若依新制，全面开海，规范管理，五年之内，仅市舶正税一项，岁入可达二百五十万两以上！若算上官营贸易利润、民间海商缴纳的各类规费、及东南沿海相关产业（造船、纺织、瓷器、茶叶等）带动的工商税收增长，岁入总和，突破五百万两白银，绝非虚言！”

“五百万两！”殿内响起一片抑制不住的惊呼。这个数字，超过了北方数省的田赋总和，几乎相当于永乐初年全国财政收入的西分之一！这是何等惊人的财富！一位老臣的笏板差点脱手，旁边的人赶紧扶住。

“此五百万两，可筑城十座，可练精兵二十万，可赈天下灾荒数次，可疏浚全国主要河道！”沈墨环视众人，声音提高，“而这，仅仅是我大明坐拥万里海疆，应得之利的一小部分！海外诸番，对我大明丝绸、瓷器、茶叶等物，求之若渴，其利十倍、数十倍于国内！昔日一两生丝，至忽鲁谟斯，可值十两！一船景德镇青花，至古里，可换等体积胡椒！”

“守祖制，则坐视此滔天之利，付诸东流，徒肥走私奸商，养痈遗患。开海禁，则利归朝廷，惠及万民，强我国力，扬我国威！此中得失，尚需多言乎？”

一连串无可辩驳的数据与对比，将“开海”的利弊剖析得淋漓尽致。反对派们张了张嘴，却发现任何“义理”之争，在这赤裸裸的、代表国力的白银数字面前，都显得苍白无力。朱棣看着那些哑口无言的臣子，嘴角露出一丝冷峻的笑意。